前几天收到一篇投稿，主题是讲那些没有赞助奥运会的企业如何在奥运营销上做文章，关键的问题是这些企业的主要竞争对手可能就是奥运会的赞助商。文章写得很长，但大多是资料的堆积，很难用，只好拒绝。

过了两天，看到体育画报杂志上的一篇文章，题目是《奥擦委在行动》，意思是说很多企业虽然不是赞助商，但是仍然不遗余力地将自己的营销活动向奥运会靠拢，打各种擦边球，这些活动简称为“奥擦委”。这个题目很有意思，文章虽短，却很活泼。

不过文章也对这些“奥擦委”的种种举动表示理解，底线是这些活动一定要合法，不要触犯奥组委的许可边界，因为奥组委要保证赞助商的商业利益。话说回来，奥运会这么大的活动放在中国，要是只让那些赞助商们出头露脸，中国那么多企业不能捎带手搞搞营销，也实在说不过去。

浙江有个生产袜子的企业，掏了4000万人民币赞助奥运会，看报道说这家企业的老板给员工们打气：钱已经花出去了，要是赚不回来，只有跳江了！这话真是悲壮！

的确，奥运会这个门槛真是高呀，引无数企业竟折腰呀，折了腰也不一定能玩好呀！据说有人做过调查，历年来赞助奥运会的企业有多少获得了很高的回报，有多少没能达到预期的目标，又有多少损失惨重。

这样的统计很难说明问题，因为企业的经营发展有太多的不确定性，很难说一次大规模的营销就能保证其成功，也很难将企业的困顿归咎于奥运营销。

前不久在老舍茶馆听一个奥运经济的讲座，主讲人之一是魏纪中老先生，他的一句话倒是很正确：奥运会只是一个机会，能不能抓住这个机会，就要看自己的能力了。

看来“奥擦委”们的确在这个机会上动了脑筋。相信动脑筋的不仅仅是他们，更多的小商小贩来说，小老百姓们，除了自己掏钱看看现场版的奥运会，这里面有什么商机呢？

魏纪中先生说的也很有意思，大热天看比赛，遮阳伞总是需要吧，饮料肯定得要吧，现场那么多人要振臂高呼，小国旗应该也很畅销吧！

那好，让咱们也去卖小国旗去，在奥运场馆外面，手拿五颜六色的各国小国旗，满嘴八国联军语言，做个快乐的小贩！

且慢，这小国旗估计也不是随便就能卖吧，按照我们的惯例，这一定要有授权的，得去工商或者城管办个执照吧，估计审查还挺严格的，一般人怎么着也办不下来。你要是偷偷摸摸做点小买卖，万一被我们的城管发现，要是在场馆外面再上演一个百米冲刺速度的追捕和逃亡大戏，让老外知道了估计又会有损国家形象。不过要是速度快的话，说不定还能创造个奥运会场外记录。

  

大家拼命赚钱，然后买车。很多人赚了钱，很多人买了车。然后我们的城市，变成了停车场。于是大多数人在路上在车里，起步停车，起步停车，郁闷烦躁，烦躁郁闷。

为了能够办个空气清新的奥运会，政府使出了不是办法的办法，干脆你们的车分单双号出门吧！

大家拼命赚钱，赚了钱好买大房子。不知道是不是钱赚的太多了，还是银行发的太多了。房价一路上扬，每个月要是不涨个10%都不好意思。于是又有太多的人觉得房价太高了，买不起了，心情肯定好不了。

大家拼命赚钱，然后水污染了，大家到超市里买矿泉水喝；土地污染了，长出来的庄稼，收下的粮食重金属超标，得了病去医院吧，赚的钱还不够看病的。

大家拼命赚钱，然后发现命已经不值钱了，不知道要那些钱做什么呢？

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富起来的人的幸福指数到底有多高呢？

如今，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已经不再那么让人羡慕了，让人羡慕的是那些暴富的人。那些海外上市的互联网公司的新贵们，实在让人羡慕的紧。工作几年就可以退休了，可以全世界度假了，可以搞慈善事业了。如今，不在互联网公司里打工，手头没有期权，实在很没面子的事情。

还有让人羡慕的富人是这两年炒股票发家的，这样的人可能就在你身边，平日里不显山不露水，一年多的牛市，人家已经离财务自由不远了！于是拼命挤进股市，把个指数买的高高的，每天都提心吊胆地，怕高位颤悠的股市突然暴跌。

在贫穷中过了太多年的人们，正处在财富的焦虑中。焦虑为什么自己没有发财，焦虑为什么自己发财的速度那么缓慢。

不过，生活就是这样让人哭笑不得，当你拼命要得到一样东西的时候，事后总会得不偿失的感觉。

此时，阅读查尔斯·汉迪的书，看看他关于工作与生活平衡的思想，不知有多少人会觉得有启发。也许有人会觉得，这是后工业社会人的追求，中国人还在追赶工业化呢！

所以，对于一心要发大财的人来说，怎么劝说估计都没用！

大前研一有骑越野车的爱好，他的越野车同好中，大部分是小公司的老板、木工、配管工等靠一计之长谋生的人。他们不依赖公司，靠自己的力量生活，享受愉快人生。不知道有没有人统计过在中国这些活动中，什么样的人居多，感觉上应该也是这样的一些人。

这些人看得透彻些，钱是赚不完的，人的一生是很有限的。

  

 

9月18号，应我们杂志社和湛庐文化公司的邀请，英国人查尔斯·汉迪会在上海和北京两地做举办两场讲座，这是继去年IT经理世界杂志社邀请亨利·明茨伯格之后，第二位被我们邀请到国内的管理学大师级人物。

查尔斯·汉迪的书在国内出版了不少，他的思想与美国管理学界的思想有很大的区别。

首先，他最看重的是人的地位。在这个所有企业都追求股东价值最大化的时代，他讲究“适当的自私”，追求生活的意义，希望工作能够适应生活。他对于工作方式变化所做的研究，对于组织变化所做的探讨，基本上都是从这个点上出发的。

其次，组织和工作方式的变化。这是汉迪对这些年来商业所发生的种种变化的一种总结。大象一样的组织依然存在，但是跳蚤们却越来越多了。越来越多的人成为自雇工作者，成为个体户。下面这段话可以说明这种现象：

“组织正在解体之中，不过事后他们重新组合的方式却不尽相同。为了吧大多数的工作做好，我们仍然需要各种技能和人才。今天的企业类似于建筑工地的围篱，围篱上列出一大串承包这项工程的各大公司与个人的名字。然而这些公司仍需要管理，而且正如组织所发现的，管理公司以外的人虽然便宜许多，但却困难好几倍。讽刺的是，我们越是独立，越是自动自发，也越需要学习与他人合作。只不过我们与他人合作的时候，多半连对方的面也没见过，或是见面的机会少之又少。”

第三，汉迪的很多思想来自于他对自己人生的追思和反省。这在所有称得上是管理学专家的人中，是非常不寻常的。在49岁的时候，他离开了组织，成了一个跳蚤，一个自雇工作者，一个个体户。一身自由，却要操心未来的支票从哪里来，自己的养老金谁人给掏。

汉迪和他的夫人，两个人算是全球化的个体户。汉迪专心著述、演讲，其夫人则做他的经纪人，负责与各种机构谈判。生活变得比原来还要有意思的多。

对于拼命追赶发达国家，拼命要做跨国大公司，拼命也要降低成本，拼命也要做大做强的中国企业来说，汉迪的理论会给我们另外一种思路，让我们更为关注人，关注人性，关注生活的意义。

汉迪生于爱尔兰的一个牧师家庭，在英国牛津大学完成古希腊文学和哲学专业，后在壳牌石油公司的东南亚公司工作了10年，过着近乎奢侈的生活，当然都是公司支付费用。但是回到伦敦后，他的薪水只够住地下室，还交不起煤气费。后来参与创办伦敦商学院，在温莎古堡工作过4年。他的父亲对他影响很大，尤其是他父亲死后的葬礼上，那么多陌生的人来为其父送葬。

当时汉迪是伦敦商学院的教授，收入很高，忙忙碌碌，觉得自己很成功。他的父亲没什么钱，一辈子也就是在自己的教区里忙碌，但是却有那么多人记着他，感激他。这给汉迪很大的震动，在很多书里，汉迪都提起这件事，觉得这对于现代人的工作和生活的意义是个很大的启示。

他开始追问，人生的意义何在，工作的意义何在？对于那些天天追求更高绩效，追求更多利润的人来说，汉迪的追问尤其有价值。

  

 

前不久到北五环边上的曲美家具店去了一下。每次从五环路上开车经过的时候，总能看到那个大大的绘着红色图案的黑盒子，显得那么另类。因此就觉得这家公司在家具企业里，应该算是比较另类的。

卖场的面积很大，家具也很多，感觉上是很不错，当然价钱也很有档次。每款家具上都会注明设计师是什么人，新闻上说这家企业买断了一个欧洲的设计师，不知买断是什么意思，价码又是多少，在缺乏设计人才的中国家具产业，能够有北欧人士来做设计师，应该也是很大的卖点。

标明设计师的家具标签让我想起早几年我们杂志社在阜成门附近办公的时候，一个湘菜馆子里也有这样的规矩，每上一道菜，总会贴一个小纸条，上面写明什么菜，哪位厨师料理，更要特地标明是一级还是特级厨师。在众多毫无特色的餐馆中，这无疑显得很有档次，虽然这家餐馆档次并不高，但是人家可有特级厨师呢，虽然这并不防碍人家把菜做得很咸。

把厨师和设计师的名字列在比较重要的位置上，应该是很不错的做法。就像报纸杂志上的文章一定要有作者的署名一样，这表明了对人家创造能力的肯定。对于家具企业来说，有这样的设计能力，总比没有要好的多。

在家具店里看家具，效果要比在自己的家里看好很多。因为场地足够大，空间足够宽敞，没有七零八碎的小物件的干扰，家具的美感会得到更大程度的突出。我在想，北欧人的设计风格是不是一定会适合中国人呢？单色调的大量应用，直线条，自然舒适，不太顾及空间的大小。一般中国人的家里，摆下这样的家具，是不是显得局促呢？

曾经在宜家的店里看过那种模仿小户型家居环境设计的所谓的样板间，的确能够将小小的空间布置的很有情趣，这也是一种设计能力。对于没有那么多居住空间可供挥霍的中国人来说，这样的设计显得更加有人情味。

当然，不同的企业有不同的定位，自然也就有不同的产品。在一个越来越全球化的时代，简单地说北欧风格不适合中国，似乎也过于简单。再说了，此时，什么是北欧风格，似乎也不是那么单纯就可以罗列出来的。

在全球化时代，设计风格的定义似乎应该更宽泛一些。中国人现在有自己的风格吗？我们是不是可以仍旧拿明清家具，飞檐斗拱，这样的东西去影响世界呢？至少我们的现实生活中，这样的东西已经不多。新的更具冲击和影响力的东西我们有吗？似乎不是很多。

真正具有全球影响力的设计风格的出现需要很多条件。经济基础是一个非常基本的条件，这个基础并不仅仅是不断上涨的GDP，还有推动这个GDP上涨的根本原因。一个强大的公司，不仅仅是产品，将内部的管理方法总结一下，就可以拿出去卖钱。一个强势的国家，其日常所用的语言，在国际贸易中也会是很好的商品，想想我们中国人在英语学习上花费多少时间和金钱？

是不是我们的经济和文化没有足够强大之前，就没有形成风格的可能呢？当然不是。学习模仿是一个很重要的过程。不仅仅是工业设计方面，看看目前国内的互联网行业，哪家企业不是模仿和复制国外的商业模式呢？虽然最后在中国本土成功的一定是要做很多的变通才行。

这也同样适用于设计领域，最关键的可能还是要聆听中国人的内心需求，关注这块土地上老百姓的日常生活，而不是单纯地搞什么北欧风格，或者美国风格。

不过，这样的做法可能需要下很多功夫，要比简单的拿来主义要困难一些。不过这个过程之所以难，是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新的文化诞生的过程，是一个不得不经历的阶段。 

为什么秋天的云彩

那么悠闲

因为他们在夏天

哭尽了

所有的眼泪

 

今天时光机出问题了，突然回到高中时代，居然有了上面的打油诗，挺像席慕容的，有点像汪国真呢。

哈！ 

按照中国每年大学毕业生的数额，我估计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推算中国有多少设计和美工等专业人员毕业，这个比例可能不多，但是绝对值应该不少。这些人真的那么有创造力吗？就像有人质疑中国教育体系下生产出来的博士一样。
王永才是深圳嘉兰图设计公司副总裁，这家公司目前是深圳市创意文化产业发展的招牌，每次当地政府需要宣传这个城市的创意和创新能力的时候，嘉兰图总是一个必须要说的企业。
他所在的企业每年都要去很多高校面试很多毕业生，希望能够找到好的人才。每次开车在深圳的大道上行驶的时候，他觉得路边的绿化灌木为什么要修建的那么整齐，看起来没有什么生气。这种感觉在他招聘毕业生的时候也会出现，很多学生在学校里可能被教化了，对于实际的企业中的设计工作需要很长时间的适应期。
他的这个看法可能给大多数人的印象不太一样。在不少人眼里，中国艺术院校里出来的人，他们的衣着和外表远远要比他们的内心更有创意。很多时候，他们自我感觉即使算不上伟大，但最起码也是优秀的艺术家。
这样的人往往在社会上很快成为愤青，将一腔怒气发泄到整个社会上。而这样的人在商业组织里，是最难管理的。
这样的人不仅难以管理，王永才觉得他们的经验是在是个问题。因为学校里的老师并没有太多的实践经验，所以也就很难能够让学生有足够的感觉。
设计能不能得到提升的关键还有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客户需求。嘉兰图也可以像国外一流的设计公司那样，给客户提供整套的方案和流程，但是很多习惯了复制和模仿的客户往往最后需要的仅仅是一个“造型”。客户需求决定服务层次。很多时候他们只好以“饭碗很要紧”来为自己提供的一些设计方案解嘲。
但是王永才觉得，比缺乏设计人才更重要的问题是，我们缺乏一个有足够引导能力的主流价值观体系。当然，不仅仅是设计产业缺乏这个，整个中国文化这么多年来一直缺乏有生命力和原创能力的价值观体系。我们有的是文化的焦虑感，生存的焦虑、落后的焦虑，贫穷的焦虑。最近的焦虑是富的太慢，因为股市和房价的持续上涨，越来越多的人因为没有搭上这班快车而焦虑不已。
为什么宜家在中国总共没开几家店，却成了中国消费文化的一个招牌呢？除了宜家的全球化能力之外，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宜家代表了一种文化，而中国恰恰缺乏这种文化。
由于没有主流价值观体系，中国的消费文化显得非常堕落。盲目地崇拜品牌，崇拜欧美。大家都知道在服装行业假洋鬼子品牌是多么普遍，一个乡村小镇上生产出来的服装，总是要披上意大利或者法国的外衣，才能卖出价钱。欧典地板是一个多么可笑的神话，在中国的木地板行业却盛行了那么多年，而那些没有被拆穿的品牌仍然在卖力地宣传。
主流价值观体系的建立是一个很艰苦的过程，基本上没有路径可寻。毫无疑问，这说明中国要想在创意产业上发展，或者要在中国制造之外寻找有更高附加价值的产业，文化的发展是一个很大的阻碍。
虽然说中国的文化有着很长的历史，但是最近100多年来，中国人对于自己的文化显得越来越陌生。这倒不是说中国人多么忘本，关键是这个文化的创造力实在不是那么强。而新的文化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培育完成。
历史学家徐倬云曾在一篇文章里讨论过这个问题。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从汉朝的佛教传入到明朝禅宗的出现，儒道释的揉合，花了1000多年才形成一个相对成熟的体系。如今，面对全球化和技术的发展，中国文化目前还是一个净输入的阶段，还谈不上文化的整合。
看看目前的出版行业，就知道我们在文化观念上净输入是多么严重。我们的低端制造产品行销全球，但是观念和思想却是绝对地没有任何产出，尤其是对全球文化产生重要影响的思想。 

 

最近几家跨国公司的中国区更换领导人，新来的领导人界面看起来不是那么友好，裁员几乎是肯定的，但是裁员的手段却非常粗糙，很多时候让人受不了。这些公司可都是有着很好的企业文化的，对员工的尊重几乎是从企业创办之初就流传下来的伟大传统。

如今倒好，新来的老板似乎对企业的文化毫不知情，砍起人来甚至比很多那些以残酷压榨员工而著名的血汗工厂还要狠！要知道，这些人可是平日里雄赳赳气昂昂的白领呀，怎么能说砍就砍呢？不过这些新来的老板如此狂暴地砍人，怎么总部也不出面表个态呢？看来，总部也是这意思，不过就是找个“坏人”来执行罢了。

中国市场在很多跨国公司那里，可是战略重点。尤其是最近今年，全球都瞩目中国，好像谁不跟中国沾亲带故，谁就是火星人了。跨国公司的大脑袋们纷纷做中国游，原来多少年来不了一趟，如今恨不得一个月视察几回。

这些大佬们到中国来，大多前呼后拥，底下的人恨不得安排警车开道，威风八面。大佬们不过在北京上海这样的繁华城市里感受一下中国发展的速度，却很少能够看到市场的细枝末节。兴奋异常的大脑袋一高兴，就给中国区来个高高的指标，这下可就害苦了人。

完不成任务，怎么办？换人吧。新来的人在业绩上估计没有多少谈判能力，但是因为前任的指标太高，自己只能随行就市，也不能把指标拉下来。如此一来，估计心里就兀自不甚痛快，也就拿前任的老部下们出气，估计一边砍人，一边暗自得意：我让你这几年这么舒服！

也难怪，这两年，除了中国股市和楼市还有猪肉疯涨，跨国公司的也就却是很难疯涨，如此一来，搭上中国经济的快车就成了一句空话。

话说回来，不少跨国公司的中国区这些年可是比国有企业还国有企业的有名的舒坦地方，很多从跨国公司出来，到国内企业的任职的经理人估计都能体会到这一点。就拿日化行业来说，跨国公司的薪水估计要10倍于国内民营企业，但是业绩却远逊于国内企业。这事说起来是有些奇怪。

如今，被逼急了的中国区，尤其是CEO们，他们的粗鲁行径也许可能会在很大程度上改变这些公司的战略和文化。不过对于中国本地企业来说，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趁着对手正乱着，抓紧时间抢占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