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才看到《长尾理论》一书，如此有名的一本书，有点晚。
实际上在此之前就听不少人说起过这个理论，但是大多为只言片语，不甚了了。看过书之后，觉得自己的一些理解还是对的，不过没有书中那么完整。
有个基本的前提之前一直没有考虑到，就是作者一再强调的－－丰饶。只有在一个丰饶的世界里，才有无数的东西可以来供挑选，而数字筛选软家也只有应对海量数据时才显示其无比的威力。
又想起前不久看到的ZARA和H&M的事情，按照长尾理论，这样的企业通过快速的供应链体系，赚取头部曲线中的高额利润。也就是说，如果想在头部曲线中过上好日子，需要快速敏捷的响应体系，需要足够强的引领能力。

看完《东京审判》，觉得很不错，这几年的电影市场里少有这样的片子。
但是又觉得不怎么过瘾，没有那种强烈震撼的感觉。总是觉得这种片子，应该拍的更深入、更细致，更有史诗感。
可惜，无论场景还是故事，都略显简单。
看了导演高群书在《读库》上写的《危局上的城》，才知道背后的故事复杂得很，也让人觉得心酸。从来没有在影视圈混过，不知其中的江湖水有多深多混，只是从文章中所说的事情来看，这个圈子与中国企业界的问题没什么差别。
投融资渠道不畅。影视圈里似乎是能吹牛的人才能找到投资，也有些片子的确是吹牛的人给搞成的。所谓吹牛皮没什么，吹破牛皮才算罪过。那位一开始就信誓旦旦的投资人到了也没有投钱，导演到最后自己也成了投资人之一。
从业人员缺乏必要的职业素养。电影圈子里都是虚拟组织，有了投资和剧本才会组织各路人员。导演比较佩服的就是日本演员，接这样的片子除了在酬金和时间上计较一下，其他没有什么障碍。另外，这样一部由众多国际演员组成的团队，内地的演员除了英达，没什么其他人。我想大部分演员的外语水平估计很不灵。所以还得是香港台湾的演员来顶着。
合作方之间缺乏必要的信用机制。不要说机制，就连基本的信任都没有。首先就有不履行指责的投资人，导演没奈何只得在拍摄后期四处筹钱。那些扮演日本战犯的老艺人据说有的竞为了尚未到手的几百块钱而撞墙觅死。我想此事很大程度上不能怨这些老艺人，估计影视圈里随便拖欠工钱的很普遍，所以老人们无奈才出下策。
前年曾经写过《谁是下一个商界主流》的封面报道。当时跟郭晋华一起采访王功权，他那时已经开始在娱乐业投资，说起美国娱乐业的一些事情。尤其是其运作机制，估计国内还没有，我想这才是令这位导演感到郁闷的真正所在。他做了太多导演不该做的事情，很多精力不得不放在筹钱与应付人事问题上面。
现在把郭晋华写的那部分放在这里吧。
仍然有人质疑：难道只有贴上“与国际对接”这个标签才能走向下一个20年吗？“与国际对接”真的会对国内的产业和企业带来那么大的改变吗？让我们再来看看相对更传统一些的影视业。中国的影视业像其他的很多产业一样，规模小，链条不完整，正处于市场化初期的无序状态中。少数有商业意识的从业人员在国内资本的支持下进行相对产业化的运作，但大量经营单元都是小作坊，质量、进度、信誉无法保证。而国外的模式是制作公司根据剧本确定导演、演员阵容规划，然后由发行公司根据题材、阵容确定买断价格、签订发行合同并先行支付一部分资金。制作公司凭这一纸合同去银行贷款，获得制作资金。真正能控制制作这个中间环节的是保险公司，开设这项业务的大保险公司会为产品制作过程、现场设备及演员等投保，并由专人进行预算审查、确定及预算控制，保证制作公司不随意花钱，保证银行贷款不出问题，最终产出可预期的产品。这个链条支撑了影视制作的大规模资金投入和大手笔产业化运作，如果中国的影视业能够装入这样一个链条，必然会导致目前“几百万元人民币就整出一部电视剧，顶多卖到中央电视台保本、再到音像店卖几个钱”的产业大洗牌。因为国内的保险公司无法承接这样的项目，一些投资人已经在考虑把制作环节放在国内（“中国制造”）、投资和发行与国外对接（“两头在外”）的运作模式，他们相信这样的运作模式将改写中国影视业的整个版图。

顺驰地产被别人收购，看消息评论好像价钱不怎么理想。这家地产公司曾经很火，当年好称黑马。当初有一堆的媒体憋着劲要挖一挖顺驰的黑幕，在中国企业界似乎有一个共识，如果一个企业过于黑马，或者过于急切地要做黑马，或者是某个阶段过于张扬，过于有挑战性，大家都会怀疑，质疑。 一个基本的事实是，谁也比谁啥不了多少。换句话说，大家的智商大多成正态分布，谁也不比谁聪明多少。所以突然出来个企业黑马，在没有产业大规模洗牌和动荡的前提下，就要超越别人，总是超乎别人的想象。 所以顺驰的横空出世自然会招来很多人的怀疑。 跟万科的人接触过几次，有时提到顺驰时，万科的人就有些不以为然。估计是拿地的时候曾经竞争过，所以万科的人会对这样的竞争对手表示不满。 不过好像万科在产业界还是比较稳当，王石四处游山玩水，明星味道十足，但是公司一直稳步向前。不过万科倒是没有那种舍我其谁的气概，加上基本面不错，大家也就没什么过多的疑问。 做企业如做人，踏实一些，实在一些，少些夸张，少些虚荣，没人会觉得你这人傻！

《如何改变社会》一书买了有一段时间，一直没有看。前两天拿出来翻，觉得还是有些意思。

当时买的时候，首先觉得社会企业家这个概念新鲜，其次是因为译者是吴士宏。这位曾经逆风飞扬的女老板，退休之后选择了自学与翻译的工作，不知她当年的那种逆风飞扬的气势如何体现。

书中讲的都是一些社会机构经营者如何发起和运作自己的机构的故事。由于这些人更多的不是追求金钱上的成功，而是追求自己事业对于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而且大多都是在非常艰苦的环境中开始和发展自己的事业，有时让人觉得这些人像教徒，有着某种深刻的献身精神。所以也会为此感动。

今年4月份明茨伯格到中国来的时候，特别强调非盈利性的社会组织的重要性。也许他并不明白在中国注册一个这样的非政府组织的难度。

很多人都在强调非政府组织的重要性。德鲁克对这一点一直不断强调，而且说他的很多免费咨询业务来自非赢利部门，好像菲利普·科特勒也有专门针对非盈利机构营销的著作，前不久看到有出版社出版吉姆·柯林斯的《从优秀到卓越》的社会机构版，虽然还是拿他原来的模式来套社会机构的运营管理，但是至少说明这个领域非常活跃，才会吸引这些人的目光。

在中国，企业家的生存环境似乎并不好，而所谓的社会企业家的生存环境就更不好了。前不久跟人讨论问题，为什么那么多的企业选择卖给跨国公司呢？其中的一个原因或许是企业的环境相对恶劣，尤其是本土企业，很多人觉得还不如出手套现。

目前政府和公司尤其是大公司的合谋迹象越来越明显，很多事情只能通过有责任感的非政府组织来做。这在客观上造成了目前这种机构的活跃。

也许，随着它们的发展，这些机构在未来会成为相当强势的一股力量，对政府和企业形成制衡。这一点上，中国是不是在某些方面管制的关于严格呢？

富士康事件终于以双方和解结束。

这是一场闹剧吗？无数的媒体对富士康咬牙切齿，对深圳中院也是冷嘲热讽，那两个曾经被索赔3000万的记者成了最无辜的受害者，连他们服务的报社在这场风波中也没有做什么表示。

事件最终演变成媒体与公司之间的争斗，演变成所谓对媒体监督权的捍卫，对超级公司权力滥用的抗议，无数的媒体因为他们的同行而义愤填膺。

但是富士康园区中20多万的员工，他们的命运如何，谁真正关心呢！他们到底是不是超时工作，他们是不是被克扣工资，他们是不是住在拥挤的宿舍里？

这些似乎没有人继续关心。没有真正关心事实是什么样子的。

也许，当富士康提起诉讼的时候，整个事件的关键部分就从对事实的追问变成了媒体话语权的合法性问题。那些劳工的身影慢慢在这个事件中隐退为一种可以忽略的背景。

中国制造很大程度上依靠的就是这样的低成本，就是这些沉默的大多数的青春岁月。这些人抗起了中国制造，但是在任何的公共事件中，他们似乎都是缺席的主角。

 

富士康状告第一财经日报记者一事，因为触及了大多数媒体从业人员的神经，一是舆论哗然，事件也是很具有戏剧性，先是3000万元，后来变成1元钱。
其中除了富士康之外，就是那个深圳中院。这个法院也让很多人觉得奇怪，为什么代表一家企业巨头对一个小人物兴师动众。
不过此次富士康算是跟全国的媒体过了过招，看来效果不是特别理想。
台湾企业来到内地很多年，有些发展的不错，有些也实在不怎么样。象富士康这样的公司，OEM老大，竞争力中很大一部分就是低成本，大陆的便宜劳工自然对它有很好的吸引力。当然，很多珠三角的企业都有残酷剥削劳工的问题，这是不争的事实。多年来有很多国内外的媒体都报道过。如果大家去珠三角随便走走，都能听到这样的事情。
前两年看到一则新闻，一个台湾企业的高管在台湾的一次论坛上呼吁台企注意自己的竞争力和声誉，因为他觉得台湾企业在大陆的竞争力正在消退。不论是在薪酬、发展机会、用人制度、企业品牌等多方面，台湾企业对内地人才的吸引力都在衰退。
很多在台湾企业就业的人会把自己的公司跟欧美企业比较，就觉得自己的待遇不高，工作不少，上升空间有限。台湾企业的竞争力在于制造，所以控制成本就是关键，无疑在人工上就会把得紧些。
因此，台湾企业在内地的声誉不是很好。这次富士康的举动估计又给台湾企业的声誉带来了一定程度的影响，对于这样一家OEM老大，这样做有些得不偿失。
某种程度上，这也反映出这家企业的文化和管理风格，有些偏执和傲慢，有时可能生意不错，所以也就不把别人当回事。国外媒体曾经报道富士康是苹果的供应商，好像苹果很积极，马上表态，要调查自己的供应商。
听说富士康给苹果供应的不是很多，不知富士康怎么起诉国外的媒体，不过富士康应该跟苹果学学。